我高考落了榜，想去复读。爹说，咱祖坟上也没长那蒿草，别瞎做梦了，踏踏实实地找个活路才是正事。
我说，我想读书。娘叹了口气，供你供到毕业，你爹都脱几层皮了，要怨就怨我这身体，唉……听到娘吭吭的咳嗽声，我心里那股蓬蓬烧着的火一下子就暗了下来。
家附近是个铜矿，听说铜矿在招矿工，我报了名。别的人都纷纷进矿里了，我的事还是杳无音信。
爹说，要不，去找李向东，兴许她能帮忙。在矿上找到工，形同找到了一个铁饭碗哩。娘说，多年不来往，人家会认我们？爹说，瞎撞呗，城里人，发个话，比我们说一百个都管用。听说李向东还升了矿业局局长哩。
找李向东，是我们家每陷入困顿时的一种理想化的想法。哥被拖拉机撞瘸了腿那年，想讨个说法，爹和娘就想过要动用李向东这笔不同寻常的关系，后来没敢找。
李向东当知青下乡那会儿，借住在我们家的偏屋里。李向东刚住进来那时候，脸白蜡蜡的，瘦得只剩骨架。爹那时是生产队的队长，派活时没少给李向东那么点照顾。
李向东准备回城那会儿，眼睛红红地跟我爹娘说了不少感激的话。李向东回城后，还给我们家捎过两回东西的，我爹也顺势回送了山货。
有了这么一层关系，李向东就如同我们家的仅有的一小笔存款，不是非比寻常的时候，是绝非动用的。如今，事关重大，爹和娘都认定是该求贵人出手的时候了。
我闷头闷脑地坐在灶间，仿佛，爹和娘说的是他们的事，和我毫不相干。那个声音顽固地在我的心底里上下翻腾，我要读书！
娘往尼龙袋里装了大半袋的板栗，掂了掂，又往里面塞了两把干笋。爹把袋子攀在我的肩上，拍了拍，说，进了人家门，要多说两句话，别怕丑。
矿业局在一个矮坡顶上，上了矮坡，右手边上是个绿漆的大门，我前脚刚探进门里，又忙收回来。抬头再看白底黑字的牌牌上确真有“矿业局”几个大字，我才又一脚迈进去。
站在矿业局的大楼下，我的脚步不知该迈向哪里了。靠在水泥墙边上的袋子，不知怎么地松了线缝儿，板栗虚虚实实地挤着头向外张望，像一个个丑陋无比的脑袋。
挨着高墙边站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的身子在一寸一寸地矮下去，低头看到自己断了帮的鞋子，脚变得更重了。我搓着汗涔涔的手，往里张望，看见里面出来一个人，我想上去问路，但喉咙里像是塞进了一团棉花，话怎么也出不了口。
站了不知多久，一个大爷模样的人走出来，我狠狠地吞了口干涩的唾沫，走上前去，吞吞吐吐道，大爷……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眼睛落在我身边的尼龙袋子上。
板栗，新摘的板栗，大爷，您要的话，可以便宜卖。大爷，我这是换学费。刚才堵在喉咙里的话突然变顺了，我也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
大爷看看我，指着袋子说，扛到四楼，二十块，行不？我点了点头，很重。
攥着二十块钱，我心底里的那团火又燃烧起来。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召唤，如同以前每次上学一样，沿着上学的那条泥路往前走。
教语文的王老师看到我，说，补习班报名只剩最后一天了，你来得正巧。
我给自己交了学费，兜里还剩三块六毛票子，没敢花。
当我把三块六毛钱交给爹和娘并说交学费的事后，他们都抬起头，怔怔地看着我。
爹说，我娃仔长大了，自作主张了哩。
爹不再说什么，娘看着我的光脚板直抹眼泪，他们后来一致决定，用那三块六给我置一双鞋。
18岁的我，给自己买了一双蓝布皮子的青年鞋。穿上青年鞋，我清楚地听见自己的脚下响着踏踏的脚步声。
毕业后，我工作的单位正好在县里的矿业局。才知道，矿业局的前任局长是叫李向东，但和我当年要找的那个李向东，除了名字相同外，竟连性别都对不上号，他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
（文：廖玉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