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教育机构的规模一落千丈，老师的补课行为也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不少家长以举报的手段向教育部揭发老师的“违法行为”：东北某初中生的家长托熟人请了一位老师给双胞胎孩子补课，孩子中考成绩不错，谁又想到通知书刚下发，这个家长反手就把老师有偿补课的事实举报到了当地教育厅，这位老师不仅被停职，同时还需要全额退还课时费，并支付元赔偿金。
而在安徽某培训机构里，一名老师在补课过程中被家长举报，随之而来的社区管理人员竟以撬门的方式强行进入房屋内，并对老师实施了暴力行为；更离谱的是，一名教师暑假期间给自家小孩补课时居然也被家长举报，还在举报中要求该教职工“免费给自己的孩子补课”。
以上的新闻属实荒谬，但又令人恐惧：当家长拥有了肆无忌惮的举报权利，老师还敢“管教”学生吗？举报会对老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举报在“双减”政策下，到底是一个有效的监督手段还是一种在嫉妒下推动的“告密”？
举报老师补课，到底有没有让孩子受益？
在“双减”政策尚未出台之前，我国就有了《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里面严格要求教师不能私设补习班，进行有偿补课。这一规定出台后，辅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猿辅导、学而思、好未来。
这些机构在市场上迅速发展，以新东方为代表的部分机构甚至在深圳上市，完成了A轮融资；然而，就如《桃花扇》所说的那般“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在“双减”出台后，教育机构纷纷裁员，猿辅导甚至开始向羽绒服等行业进军，意图转型。
然而，现在市场上真的没有补课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民办学校的教师没有编制，也就不受《规定》控制，仍然可以有偿向学生提供补习，有钱的家庭甚至完全不受影响——反正他们向来请的是一对一家教。
另一方面，没有了数理化英等硬性学科补习，体育、小语种、美术、音乐等“兴趣爱好班”又异军突起，一些托管所打着托管的名号，却依旧安排老师在晚自习补课。而一些学校把补课“改名换姓”成了自习，声称学生都是来校自主学习，学生并没有被补课。
无端举报老师，是“恩将仇报”吗
以上种种让人啼笑皆非，却又凸显出来了一个道理：补课市场不是老师造出来的，是家长造出来的。如果不是家长支持补习，线上辅导根本无人下载，也自然无人问津；如果不是家长央求，许多公立学校老师也根本不会“出山”补课，到头来还要倒贴；如果不是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成绩落后，只能去职高学习，也不会如游击战一样把自己的孩子想着办法也要送去补习。
“双减”政策刚出来大家叫好声一片，但谁又能想到伴随着“双减”政策出台的就是高中招生的缩减，预计50%的学生将进入职高，成为我国向“双轨制”出发的第一批试用品。家长们这才慌了神，有钱有关系的家长要么请家教，要么自己私下邀请几个家长开小班，总之补习的继续；没钱的家长找不到便宜的补习班，又看不下别人补习，于是一纸状告诉到教育局——我的孩子补习不了，别人的也别想补。
这种心理不像是举报，事实上“举报”一词从《福惠全书·教养·礼耆德》“择本乡年八十以上，素有德行，从公确实举报”开始，由商鞅发展成“举报制度”，表明了其公共利益性，换句话说，你得和被举报方无共同利益。但家长的举报显然“毫无公共利益”。
事实上，督促家长实行举报的，就是个人利益在“双减”下的失衡。这么一看，这种行为不像是举报，更像是告密——被告密的一方对他人做了无害甚至有利的事情，而这个事情间接或直接损害了告密者的利益。
勿让举报之风盛行，老师也需要被我们尊重
“告密”的本质就是利用更高级别的权利去实施打压，而在家长举报老师的过程中，家长针对的根本不是补课的本身——事实上，很多举报的家长都透露出补课的意愿，他们针对的是“你有我无”的困境。而老师，只是成为了这些家长打压其他补课学生的工具。
康德说过：“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如果任由这些告密、举报制度发展，只会让老师不敢“管教”学生，或者是跳槽到私立学校，从而摆脱制度的约束。长期以往发展下来，最终受害的是学生自己。
如何利用好举报制度，真正地去打击一些老师“不给钱不上课”或者故意留知识点到补课才讲的现状，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加强举报的成本，做到实名举报，让举报的家长不躲在匿名的“保护伞”下为所欲为；而监管部门也要对实名举报重视起来，切实地调查相关举报是由，而不是和稀泥，直接惩罚老师以求息事宁人。
无数毕竟历史上，举报制度的滥用都以悲剧结尾：就如同商鞅发明了举报制度，最后却死在了他人的举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