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大学入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就像人们总是大声说“我是大老粗”以示荣光。这意味着一定是工农出身，而与四类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无涉。我还会讲两句英语，一句是“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另一句“ALongLongLifetoChairmanMao（毛主席万万岁）”，是那时跟着姐姐学的。她读中学时，我还在读小学，听她说学了英语，在家里说过这两句，我觉得很新奇，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我是听别人说，他是姜亮夫。”省幼儿师范的老师来实习，很喜欢机灵聪明的润涛同学，之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时间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七七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七八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钱志熙批：你真聪明，还是去考了，我根本没想过去考，不然的话，或许也能拿个三、五分。[偷笑]。）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封面是浅粉色的，大约是用樱花的颜色，内容浅显，开头是五十音图，正课也是从“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开始的。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都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说的方言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得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中日建交后，从日本引进许多大型设备，有许多日本技术人员来做指导），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他是天生的左手将）。左手笔划不易控制，得集中注意力，就不那么困了。体验到左手写字的艰难之后，对老樊的“左书”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年3月）。
大约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访问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见面，倪建平来叫我，二班就只有我去了。当时拍了一张合影，是我个人第一张彩色照片。我请他在《两分铜币》扉页上签了名。
一缕阳光，青春洋溢。稻畑拱着手，像个小炉匠。我在后排右二，和任平一样迎向阳光。（照片经张玲燕修复）
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汽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20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头发斑白了。
三年级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如果考上，毕业分配就不用去求人，至少可以“缓期三年执行”。分析一下“形势”：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出题，据说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政治课嘛，至少我向来比较听话，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问题。这么一盘算，颇有胜算。
结果不出所料，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那时为照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45分，还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笔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费神，可谓占尽便宜。
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和志熙、一新去过她家，发现跟我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是前后栋，她先生杨教授教英语，与徐先生是好友。多年后我回杭州见徐先生，先生还说：何老师一直夸奖你们，说你们都是她的得意学生。遗憾的是，我留在广州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见过她。
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提升。
到了新世纪，世界格局大变，我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年4月到年3月，我赴日本创价大学作访问研究，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调查、著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后续完成调查、复核，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其中得意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学者为中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又选择那些珍稀文献，分成数次影印出版，同时就有关问题作了研讨，出版了一本专著。
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哑巴日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口语没学好，限制了我与日本学者的深度交流。
比较得意的是，我曾用日语做过一次演讲，很成功！对象是创价学会所属北海道幼儿园的小朋友。时长约五分钟。我在前一天下午接到通知，代表中国教员作演讲，晚上花了几分钟时间拟了演讲内容，请创价国际科的轻部女士过目，她只改了一两个词，说可以了。大致内容是：我的儿子今年四岁，和你们年纪相同，他很希望到日本来，也欢迎你们到中国去，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演讲结束后，国际科主任大为赞赏，说：黄先生，您的演讲别具风格，很有亲和力。同行的厦门大学日语系雷教授则在点头示意之后，微笑着对我说：昨天怕是准备了一宿吧？
后来，我重访早稻田大学，正值文学部召开学术年会，请我发言。我先用日语作了问候与自我介绍，后面则仍用回中文。结束后，几位早大教授故作惊讶地说：我们都以为你是要用日语完成演讲了呢！
遗憾的是，英语只是作为二外学过一点，应付了考试，就还给老师了。当我有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交流时，却只能裹足不前，因为语言不通，不能在欧美国家生活，无法独立展开文献调查。
幸好我的学生外语都很好，不仅能阅读翻译，也能自如交流。我想了很多办法，让博士生走出国门，所以我的学生大多有海外访问学习的经历。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了解世界，要让我们工作跟上国际潮流，就必须走出去。外语作为交流工具，不可或缺。最近听到有人主张中国人不必学外语，我就只能呵呵了！
各位老同学、老朋友，你还记得你大学时怎么学的外语吗？请说来听听，或许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经历，以及想法、做法，也有助于他们睁大眼睛看世界。
一、老同学的回音
吕立汉：读大一时先来个英语摸底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大致切了两刀，分成三段，成绩在上段的进英语快班，中段的入英语慢班，低段的学日语。
钱志熙：
黄仕忠我也是学日语。你学得比我好。樊诗序、杨星有基础，学得最好，我一直没认真学习，全靠考硕、考博逼出来。后来去日本三年，会话、阅读问题不大，写作还是没练。所以还是写不了日文。但我在汉字训读方面不错。黄仕忠：在大学时，没有收音机，更不要说录音机，所以完全没有口语训练。在日本时，到处去查资料，没有时间学也没机会讲，所以依然开不了口，写作更不用说了。好在翻查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某一天忽然觉得容易看懂了，不借助字典也能读个七七八八。最易读的是明治时候的古日语。当代的，汉字太少，没了拐棍，有大量外来词，就读不太懂了。
许贺龙：
黄仕忠我也是学日语的。初中没开英语课，高中读的也是五七中学，忙着学农机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是名副其实的26个字母认不全。好在高考时对外语不作要求，根本就没有进外语考场。兄在文中引用的顺口溜，我记得的版本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D，照样建设社会主义。”进大学时，恰逢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学校允许在英语和日语之间自由选择（也不是立汉兄说的由测试成绩决定）。我毫不犹豫地就选了日语，动机很简单：不输在起跑线上，日语是大家都没学过的。期间有学兄劝我改学英语，说是英语用处更大，而且慢班很容易赶上。但我还是不为所动。
教我们日语的何老师确实很柔和，上她的课感觉轻松愉快。只是当时的教材太简单，而且也没有口语练习，以致学的完全是哑巴日语。后来读研究生也只好继续学日语。对当初的这个选择，后来还是有点后悔了，工作中与老外接触比较尴尬，和日本人交流听说能力不行，和其他老外交流只好当菜鸟。
钱志熙：选择学日语，一是因为中学只上过一学期英语，等于一点基础都没有。二是看到那么多汉字“错别字”，觉得这不难，认为日语好学。上当就在这里，结果越学越难。到东大任教时，同事客气地说：终于来了一个会说日语的钱老师，又喜欢我们日本文化，不像前面的老师，到了日本只找中国的东西。可是他们从不跟我说日语，我只好每到周末，就到银座的画廊跟人说话。一个一个画廊地转。办画展的人，总是很热心地接待的。可也有一两回有点尴尬。有时说到一些较难懂的词，人家用英语来解释，这时有点不好意思。人家认为东大老师不可能不会英语。[捂脸]。
方一新：当时学日语的有差不多二十人吧。感觉一个小教室里，坐了不少人。
吕立汉：我们寝室除小军和我之外，其余5人都学日语。许大帅伊利哇啦念得最响，耳濡目染之下，我的英语口语不知不觉地就带上了日语口音。
许贺龙：
吕立汉我这东阳人不说东洋话，岂有此理？——那么我们寝室学日语的比例是4/7，估计是最高的！吴朝骞：
吕立汉“人民公社”，日语跟温州话也挺像！钱志熙：“人民公社”跟温州话还不算像，跟缙云话像不像我不知道。跟温州话完全一样的一个词，就是“柱礎”的“礎”字，你用温州话念一下。就是地道的日语。
吴朝骞董小军：年我上初中，所读学校叫慈溪县印刷厂五七学校，“文革”前是慈溪实验小学，之后设了初中部，即所谓的戴帽中学。没想到，学校竟然开了英语课，授课的是一位毕业于师范英语专业的女教师，可惜的是，只教了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
之后，来了代课教师，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女孩，奉化人，好像是学校一位老师的外甥女。女孩代两门课，英语和地理。一次上地理课，讲亚洲地理概况，她一边照着课本念“朝鲜最大的岛是济洲岛”，一边在黑板上写下“济洲鸟”三个字，后来，我们就叫她“奉化鸟”。她教英语，把字母C念作“西”，把W念作“特别刘”，这与之前那个师范毕业女老师教的读音完全不同，一听就是典型的宁波腔英语，于是这个代课老师有了另一个绰号：特别刘。
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马振扶公社事件，学校干脆停了英语课。高考了，幸亏英语成绩不记入总成绩，但至今记得英语得了41分，好像蒙对的概率稍高了些。
虞卓娅：学外语我很差。你可问问沈澜。她当时每天规定自己背几十个单词，好像还挂在蚊帐上。我的外语基础几乎没有。而我的眼睛上大学之前就有毛病。我常常看不清英语单词里面是有一个S还是两个S，我看东西有叠影。中文问题不大，英语就麻烦了。我七八年高考，放弃了考英语。英语试场没去。我觉得，我当时应该选修日语的。因为杨星也是选修日语的，我还可以请教她。哎呀，我当时真笨！
沈澜：英语从初中开始学的。尼克松访华后，英文就更流行起来，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个男生，天天大着嗓门用英文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高考时，英语成绩还可以，大学外语课自然就选了英语，学得一般般。没想到后来到了美国，大半辈子就在中英文两种语言中折腾。
朱承君:关于学外语，我们这一级可谓天差地别，有已经当过英语老师的，也有目不识丁的。我输在了人生起跑线上。中小学时期没学过英语，应该认得26个字母，但读起来肯定是宁波口音，到大学从零起步。拼音也是如此。还有比我基础更差的吗？
郑广宣：那时候在外语课上，我最讨厌有些基础好又学得好的，在老师面前说要加快进度、加深程度，因为原来的程度和进度我们都跟不上，一加快加深，咱还怎么学？但又不好公开反对，于是就想办法通过考试吧。所以到现在不仅只是说不了，也看不了，更听不了。
朱承君：选择学英语，是因为不喜欢学日语；不喜欢学日语，是因为讨厌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错别字”。
黄仕忠郑广宣：
朱承君第一次英语摸底考试，其中有一道题是默写26个字母，有一位同学问：老师，字母顺序颠倒了要不要紧？老师回答：最好不要颠倒，最好不要颠倒。你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朱承君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朱承君：关于学英语，忍不住还要补充一些：
上大学时虽然英语零基础，但能迎难而上，昏天黑地背单词，后来的考试都能顺利过关。工作以后也没放弃，先后学过《跟我学》《英语句》《新概念英语》和英国版的教材，以及英语改错等考试类教材，也看《中国日报》等。一度还练习英语写作，根据电脑学习软件给出的句式，每天写一小段文章。年后有电子邮件，就多次发给在加拿大的尚建姐和在美国的中学同学。
后来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法研究生课程，专业课全过了，但最终止步于英语。虽然也下了死功夫，但突然想明白了：我把大量精力放在英语上值得吗，获个硕士学位又不能加工资提职务，我干嘛要浪费时间，即使英语考试通过，事后还不全忘？因此毅然放弃。
现在家里书柜里还收藏着学过的全部英语教材，不舍得扔掉，偶尔大脑中也会跳出几个英语单词，表明咱也是学过英语的。
魏丁：小学三年级开始上英语课，就是“LongliveChairmanMao”，“ALongLongLifetoChairmanMao”那种英语，开蒙算很早的吧。初中还跟着收音机学广播英语，但是始终没有学进去。高考英语卷子，大概得20多分？
大学里以为有些基础，稀里糊涂的跟着去选了英语课，分在中级班，其实跟不上，学习很吃力，天晓得后来是怎么混过考试的。
工作后还试图跟着《新概念英语》学，磁带和书都买了，但还是没学进去。
后来读硕士，准备了躺平了，外语考试是看一部原版电影，恰好是看过的，熟悉的画面、熟悉的故事，连蒙带猜，就这么过来了。
到芝加哥交易所培训。过海关时说NoEngIish，把对方惹毛了，差点不让我入境。正式的培训有大陆过去的博士陪着，没有交流障碍。
其实我应该蛮有语言天赋的，刚工作时跑遍所有的浙江县城，在台州和丽水，还有衢州，听着方言，我可以给杭州的同事当翻译。但是英语就是不行，不会说，说不会。
这本事可能是被我爸占用了。他一个小城出来的初中生，居然在工作中自学了俄语、日语、英语，我上大学时，他还兼任了他们这个专业的全国性编译半月刊的编审。
凌凌：初中的英语老师是县中学的老教师，教得比较认真。高考根本就没有时间复习英语，考最后一门英语是下午，中午吃好中饭，我大嫂（初中英语教师）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简单说了一下什么单数复数，什么倒装句，陈述句、疑问句，我们就上了考场。半个小时后这个考点所有考场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本来想把时间坐完再交卷的，但我另一个考点的插队朋友考完了提前跑到我这个考场来，老师赶都赶不走，我只好提前半个小时交了卷，居然还有30分。入学想都没想就报了英语，分班测试考试后还分在了快班，前期很轻松，后期有点累。
好像快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了三级四级英语考试，可惜没有想到去考一下。后来给杭大对外教育系（部）的留学生教汉语，这些人的水平很低，我当年在农村教扫盲班、教小学的技巧刚好用上，当时学生很有好评。对外教育系的负责人就跟我说，你只要有3级英语的证书就可以调到我们这里来。那个时候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去考级了。
我们当年学的英语没有听力课，很难跟人对话。年前后我在北京培训期间，和几个东北的老师一起爬长城，中途遇见两个金发碧眼的女老外，看看一大把年纪了，登山如履平地，东北一个体育老师就缠着他们问：你们几岁了，对方一脸茫然。我在边上一再提醒不要问年龄，东北老师不理解，坚持一路问同一个问题。我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英语先说对不起，然后转述了那老师的问题。两女老外听我的转述才恍然大悟，然后一脸惊喜。我说完那句英语就一个劲冲到最前面，因为我其实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很怕对方以为我懂英语继续跟我交流，然后轮到我像个白痴一样一脸茫然。
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囧]。
凌凌：
吕立汉，准确地说，我们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课。[捂脸][呲牙]。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真的没了听力？[偷笑]
吴朝骞：
黄仕忠你记住的第二句英语，我们译成“祝伟人万寿无疆！”黄仕忠：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但是到现在还不会写。现在是学生帮我补的。[呲牙]。
吴朝骞：
黄仕忠说起学英语，一言难尽。中学四年、大学三年、干部进修班一年，除正式学历8年外，不知用了多少时间。但是，觉得和英语越来越远。我觉得是学习方法的原因。一句话，哑巴英语。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不考外语，第二次不计总分，为省时间，选择放弃。进校后，英语测试考了60分，被分在英语快班。教材《许国璋英语》。
任课老师李志华，非常尽职尽责。他进班的第一句话是：“mynameislizhihua.”他用了很多方法提高我们英语水平和能力，如英语写作要求我们用英语思维，不要从中文转为英文；鼓励用英语写信，等等。
我对英语的重视甚于其他专业课，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学期间还订了《北京周报》，买了很多英语读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广播等，架势很大，大学英语成绩比较好。但是越学越没有了信心，关键是听不懂！
看出我的焦虑，同寝室的仕忠兄不止一次地鼓励我：外语没什么难的，我们都觉得围棋很难，你不是下得好吗？我觉得被英语语法绕得晕头转向，有心理阴影。我只要一开口，先想到时态、语法，然后怀疑自己对不对，然后不敢开口。一听英语，听到几个词语，也陷入语法怪圈，恶性循环。如此反复，失去信心。
实际上工作后也有看英语读物，仅此而已。年第一次出国，随团的翻译说，你英语词汇不错，为什么不敢说话呢？我说，一个一个词语可以，整句就听不懂、不会说了。现在在家里也看美国电影，但离开英文字幕就看不太懂。也听英语歌，会唱几首熟悉的如《草帽歌》《我心永恒》等。
退休后出国自己当翻译，没有用手机，购物、问路都自己先想好，再说话，人家听不懂呢再比划。
主要是个人原因，同学中吴存存、沈澜等当年英语基础应该差不多，现在写作、沟通不在话下。
黄仕忠：我读研究生时的理科同学，学的英语，口语不自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见了老外不敢开口。后来发现几个日本人哇啦哇啦在讲。一听，要是这个样子也行，那我也没问题！于是他也就大胆讲了，于是发现自己真的就可以讲了！[呲牙]。所以，第一要胆大敢讲！[偷笑]。
吴朝骞：Wheredocorrectid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