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容量》（百家小集系列）书影，图源：广东人民出版社
大概是年的某一天，父亲特意从公社回家，拽上我去城里电影院看了一部《决裂》的彩色故事片。这部影片不打仗，我看得并不来劲，却也小有收获。片中“马尾巴的功能”很搞笑，我像所有的观众那样，也在电影院里笑得一塌糊涂。片中的龙校长举起一位考生的手，说这手上的硬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我立刻意识到硬茧的重要性，伸开自己那双小手瞧一瞧，细皮嫩肉的，我就有些灰心。什么时候我这双手才能长成、练成电影里那双青筋暴突、骨节粗壮、老茧深厚的手啊。
很可能这就是我对大学的最初认知。一年之后，高考恢复了，我也正是在这一年上了高中。高中原本办在我们村里，但不知什么原因，一年之后却被合并到水东中学。水东中学与我原来就读的水北五七学校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两个学校都安顿在稍事修葺的庙院里，我们的转学似乎也就成了小和尚的迁徙。只是要走到水东那个庙院花费的时间稍长，它在三里路开外。
教我们的一些老师也调入水东。比如牛春德老师，他曾是我父亲的数学老师，我上高中时他又开始教我们历史。但一校之长张永祥老师并没有过去，他只是给我们讲过一次或是两次哲学。我们合并到水东中学时举行过一次快慢班的分班考试，语文题由刘怀仁老师出。他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考法把许多人都考煳了（比如，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一道题是，默写以“一”字打头的20个成语），但我在这次考试中却大获全胜。刘老师与我父亲私交甚好，他也就不时与我父亲抽着烟袋侃大山。他向我父亲吹牛：“赵勇的语文嘛，班里同学要想赶上他，还得学十年。”当父亲把这个内部消息婉转地告诉我时，我很是得意了一阵。而许多年之后我已明白，那并不是我的语文有多好，而是我的那些同学的水平实在是太差了。或许是刘老师的煽乎让我父亲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开始关心我考大学的事情了。
父亲的同事张建民是年山西晋城县的理科高考状元，父亲就让他给我补习数学。但我天生没有数学头脑，横竖不开窍，白费了他那么多时间。
就是在那所两年制的土高中里，我开始了中学阶段最后一年的学习。那时候我的年龄尚小，对考大学只有一些懵懵懂懂的认识。我大概觉得，能上大学总归是一件好事，但自己能不能考上，却实在是心中无数。而我所在的班级也没有几个认真学习的主，他们还像以往一样调皮捣蛋着。水北到水东是一条河滩路，路的两边种着杨树，树上总是歪七扭八地刻写着这些“李有才们”的作品，或者是经过他们拴对儿之后的男女同学的名字。十多年之后，我读到了台湾诗人纪弦的《你的名字》，诗中写道：“刻你的名字！/刻你的名字在树上。/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当这植物长成参天的古木时……”那时候我就有些恍惚，忽然想起了小时候那排白杨树，莫非纪弦也经历过这种事情？（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等十部，发表论文二百余篇，散文、随笔、时评等数百篇；本文经授权摘编自《人生的容量》一书“从土高中到复习班——我的三次高考”一节，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