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有今天，起点是初三那年参加了一个数学补习班。这归功于我的母校校长和几位高水平老师。他们让我永生难忘。
我初一那年，中国恢复高考，接着大江南北都开始建设重点学校。我报考了市里的重点中学，结果落榜，只能灰头土脸地呆在一所普通学校里。依然是一日三餐，但难掩失望。
我不知道，改变我命运的事情，也在悄然发生。我们的校长，决定在我们这个年级搞一个重点班。我虽然没有进入重点校，但进了这个重点班，也重新树立起了一点信心。
多年以后，因为参与一点招生工作，我接触过几位中学校长，发现一切都彻底变了。相当一些校长已经不再是教育工作者，不再是教育家，他们更像是生意人，或者官僚。学校里，一边是渴望上进、亟需引导和支持的孩子；而另一边，带头人却充满了铜臭气和官僚习气。
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校长是学校最核心的竞争要素。一个学校能不能办好，和校长有极大的关系。校长的灵魂，决定着学校的高度。而在那个相对单纯的时代，我们最不缺少的就是高尚的灵魂。
我的校长应该做了很多事，包括给老师争取涨工资名额之类的事情。但直接影响到我的，是他办的这个数学补习班。这件事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我的很多同学。
事情的起因，是地区要在初三年级组织数学竞赛。当时，应该没有什么人会对获奖这件事抱有希望。一个地区有几十所学校，其中更有不少重点学校。好学生刚被重点学校挑走，我们这群连重点学校都考不进的学生，又怎么可能在地区级的数学竞赛中获奖？
校长不信邪，所以，他提前大半年就组织了这个补习班。他说，笨鸟先飞。这个补习班并不是只找了几个所谓的“尖子学生”，而是选了大几十号人，坐满了一整间教室。辅导老师，是高中毕业班的把关老师。老师有三四位，包括数学教研组的组长陈文贞老师。每周都会有三次集中讲授，每次两节课。就这样，在大半年的时间里，这些高中毕业班的老师，帮我们把整个初中数学的内容，精讲了一遍。当然，程度比正常的教学内容要深一些。这个补习班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五月份，持续到竞赛的前一天。
我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些老师讲课的样子。他们异常认真，不怕大炮打蚊子，也不因为我们年龄小、水平低而放松要求，而是极其耐心地把知识点讲了一遍又一遍。在那个年代，为我们补习课程，他们应该没有额外收入。这一点，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图片选自电影《老师·好》
现在的老师，已经很少做这种分外的事情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老师愿意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花自己的时间，给学生做额外辅导？我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校长愿意去组织这种可能毫无结果的补习班？今天的学生，想补习课程，肯定不在学校，家里还要为孩子额外付费。在一个教育市场化的时代，不花钱，怎么能找到一流的老师？
我们的补习班搞了大半年，最后的结果出乎意料，竟有两位同学获得了三等奖。虽然没有一等奖，没有二等奖，但对于我们这种学校，对于一年没有几个人能考上大学的普通中学，能拿到两个三等奖，已经逆天了。
当时，我只知道获奖这件事，意义非凡。但很多年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这次补习班的目标，可能并非为了那次竞赛。否则，校长就应该集中力量，只抓那几个最有希望的“尖子生”，而不应该选一大群同学，从而降低了补习的效率。
校长究竟图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答案。但我现在冥冥之中觉得，校长应该看的更远。他也许觉得：初中的孩子可塑性大，让多一点的孩子参加，应该有助于随之而来的中考。最后的结果也是这样：参加补习班的大多数同学随后都考上了重点高中，从而彻底改变了命运。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
几个月前，国家开始给孩子进行政策性减负，开始限制各种课外补习活动。不管是社会机构开展的补习，还是其它什么方式的补习，都不允许。国家的政策影响力很大，让我这个局外人也感受到了震动。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唯一参加过的这个补习班。很显然，我的补习班和现在的补习班，方式不一样，性质也完全不同。
我们那个时候，学校的操场是开放的，从早到晚都可以进去跑步、打球。篮球场简陋得很，篮筐只是一个铁圈，没有球网。排球场坑坑洼洼，球网上布满了漏洞，每次打球前都要用木棍临时划出界限。学校每天下午三点多钟就放学，放学后，学生们可以在操场上自由地奔跑打闹。那时最怕的，就是下雨，因为一下雨，操场就变成了一片泥潭。
那时的作业也不多，更没有现在这么难。考试的满分是一百分，难题都在附加题。好学生每天想的事情，就是从哪里才能找到一些难题，可以在考试中做对附加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补习班并不算是多大的压力。然而，就是这个不算压力的补习班，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后来考上了重点高中，于是，进入大学的门就宽了许多。知识也就真的可以改变命运了。
END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