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第十一期读书分享会顺利举行，读书分享会采用全体参与者对书本逐句精读的读书会模式。此次读书会，由韩钰老师主持并引领阅读李适源、刘爱玉老师的《“忧郁的孩子们”：课外补习会带来负向情绪吗？》，在阅读过程中，韩钰老师帮助同学们解答文中的疑难点并且引导同学们总结自己阅读时的所学所得。
李适源、刘爱玉老师的《“忧郁的孩子们”：课外补习会带来负向情绪吗？》包括问题提出、文献回归与研究框架、数据变量与方法、研究发现、结论与讨论这五个部分，现将读书会主题内容进行整理分享，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探讨。
思享研读
一、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教育市场化的进程，围绕中小学升学考试科目而展开的课外补习班在中国社会蓬勃兴起。近年来，初中和高中阶段的课外补习参与率以及市场规模呈攀升之势，成为教育竞争的典型文化意象与此同时，青少年抑郁等负向情绪也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本文的研究问题和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基于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参加课外补习是否显著增加中学生的负向情绪。在回答补习“是否致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课外补习究竟“使谁抑郁”？“致郁效应”是否在不同家庭阶层背景的学生群体间存在差异？最后，本文尝试解释“致郁效应”为何存在阶层分异。
思享研读二、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课外补习参与“是否致郁”以及“使谁抑郁”这两大问题。针对课外补习“是否致郁”的问题，现有经验研究存在两种竞争性的观点：其一，补习参与有利于缓解同辈压力及其引发的负向情绪，发挥了“安慰剂”的功效；其二，参加课外补习可能会增加青少年的负向情绪，具有致郁效应。
（一）是否致郁：“致郁效应”与“安慰剂效应”的分歧
课外补习参与对情绪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两种竞争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课外补习参与对于情绪健康状况存在致郁效应，即补习参与可能增加青少年的抑郁情绪。另一种观点认为，课外补习参与对情绪健康状况具有“安慰剂效应”。也就是说，课外补习并不必然提升学业成绩，却能有效缓解同伴压力，进而缓解抑郁等负向情绪。
（二）经验分歧的可能原因
关于“安慰”与“致郁”的分歧，笔者认为除了研究资料存在时间、地域和结果变量测量上的差异以外，不同研究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是造成分歧的成因之一。在课外补习对情绪健康的因果效应识别过程中，主要的内生性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是遗漏变量与自选择偏误，二是反向因果问题。
（三）使谁抑郁：补习参与的异质性后果
关于补习参与“是否致郁”这一问题，只能在总体平均的意义上回答课外补习对青少年情绪健康的后果。无论数据结果表明补习参与是“致郁”还是“安慰”，两者都可能忽略了平均因果影响所掩盖的总体异质性。
（四）理论框架：教养方式与情绪健康后果的分异模式
捕捉和检验情绪健康后果的阶层异质性及其具体的分异模式，有助于研究者厘清和评估影子教育的教育不平等与健康不平等意涵，并提供更为细致精准的政策指引。理论框架提供了一种经验预测———补习参与的情绪健康后果可能存在“劣势—特异”与“优势—免疫”的阶层分异模式。换言之，课外补习引发的负向情绪可能是较低阶层子女的“特异性后果”，而较高社会阶层的子女对此类负向情绪具有较好的“心理免疫能力”。进一步看，由于负向情绪的长期累积会对学生未来的学业表现、身心发展带来持续的不利影响，课外补习可能借助健康不平等的生产，隐秘地促成了教育分层格局的维持与延续。因此，围绕情绪健康后果展开的异质性分析，对于进一步揭示教育与健康不平等的再生产具有启发意义。
（五）异质性分析的具体策略
本研究决定采用多个相对客观的家庭背景指标（而非估计出的倾向得分）来划分全样本，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情绪健康后果的阶层异质性。具体来说，家庭背景的分组标准是多分类的家庭经济条件、父母的最高受教育程度以及父亲的职业类别。
思享研读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两期数据，包括基期数据(—学年)和追访数据（—学年)。
（二）变量与测量
本文参考了代表性研究的建模策略，对控制变量进行了全面且审慎的选取。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原因变量）是课外补习参与。本文的因变量（结果变量）是中学生的情绪健康状况。控制变量分为五类：学生特征、家庭特征、班级特征、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
思享研读四、研究发现
本部分使用上文介绍的分析方法，基于CEPS两期数据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其一，课外补习“是否致郁”，即考察课外补习参与对负向情绪水平的总体因果效应；其二，课外补习“使谁抑郁”，即考察课外补习致郁效应的阶层异质性；其三，解释致郁效应为何存在阶层分异。利用描述性研究与回归分析进行研究讨论。
思享研读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其一，本文回答了课外补习“是否致郁”的问题。加入滞后变量的OLS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均显示，参加课外补习会显著增加学生的负向情绪得分。其中，基于工具变量法得到的致郁效应估计值约为0.38个标准差。其二，在回答了“是否致郁”的基础上，本文探索了课外补习“使谁抑郁”的问题。本研究按照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父亲当前从事的职业类型划分出不同的子群体使用分组回归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课外补习的致郁效应表现出“劣势—特异”和“优势—免疫”的阶层分异模式。其三，本文尝试对课外补习致郁效应的阶层异质性做出解释。本研究基于家庭教养方式的理想型和经验发现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在课外补习参与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家长对子女负向情绪的应对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子女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可能也存在组间差异。
（二）讨论
本文的发现可能有助于弥合既有研究的经验分歧。其一，就课外补习对负向情绪的总体因果效应而言，补习参与的影响存在“安慰”与“致郁”的分歧。其二，本文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课外补习的致郁效应并未明显受到补习强度的调节。
（三）局限与进路
本研究仍存在诸多局限。其一，本文并不能完全印证家庭教养方式与课外补习的致郁效应及其阶层分异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其二，受数据可及性的限制，本文难以捕捉到课外补习的类型与质量的差别，如培优与补差的区分，补习班的班级规模、教师授课水平、补习讲授的内容等。课外补习类型的阶层分异也可能是致郁效应呈现阶层异质性的解释之一。其三，本文在阶层异质性分析中的分组标准还有待改进，主要参考了经典理论的做法，用父母文化程度、职业类型来划分样本以展示课外补习与负向情绪的阶层分异图景。本研究有两个改进方向：其一是获取信息量更为丰富的全国代表性数据，进而对家庭教养方式、课外补习与负向情绪的因果机制进行更扎实的实证分析；其二是走进田野，观察不同阶层的子女在补习参与过程中的真实境遇与心路历程，探索不同类型的家长帮助其子女化解负向情绪的具体策略及阶层分异的图景，以期充实和发展量化发现，迈向更鲜活饱满又接地气的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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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佳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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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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