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上了师范
想来我现在的幸福和快乐，忧愁和不满，都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那一年，我虚岁十六岁。那时，我不足十五周岁，满打满算，十四周岁七个月零两天。那一天，村里还没通电更没有电话，骑着自行车的邮递员把录取通知书送到生产大队，大队专门派人送到家里，我妈就扯开嗓子大喊着满村子找我，遇见人就把录取通知书展示给人家看，兴奋地不断诉说着对她来说天大的喜讯。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那时我正在村西的大草滩里追风逐鸟。等天快黑了，我才被找到，己经吃饱了用牛粪烤熟的泥包的鸟蛋，四脚八叉躺在草丛里睡得正香。父亲一把揪起我，告诉我录取消息的时侯，我愣怔了很久，都没弄明白他说的是怎么回事。只是记得那天的阳光很温馨地洒在我身上，风掠过皮肤，温暖又轻柔。
不是我不想上师范。我的初中仿佛就是就是冲着师范念的。那时师范和中专实行国家统一分配，一入学就有国家发的津贴，考上了就等于吃上了公家饭，一步就从农村孩子变成了公家人。当时只有应届生允许考师范，应届考不上师范，才去复读考中专，反复复读考不上中专，就去念高中，念完三年高中，考上考不上大专说不定。我念初中的那几年，师范不考英语，考高中、中专英语就要计入总分。我大概是铁定了心要考师范，反正三年初中好象就没怎么学习英语，也许当时也不一定是自己有什么想法，大概就是学校的统一安排，应届三年主攻数理化语文政治，考不上师范复读时，再去集中力量突破英语。初中英语课我就从没好好上过，只是初二上学期换了个女老师，特别严厉，不会一个单词就弹十下“挠箍”（脑瓜嘣），我个子小坐在第一排，既显眼又方便，一节课几十个“挠箍”的困境激发了我的斗志，那一个学期我的英语得了91分，也只有那个学期我的英语及了格。后来又换了老师，要求不太严格了，我的英语成绩就再次“一如既往”了。当参加自学考试时，抱着简明英语辞典死记死背却怎么也记不住时，我很怀念那位老师，只是很抱歉，那时己忘记了老师的姓名。
中考时英语考试却不能缺考。记得一进英语考场，看着英语试卷，我的头就开始发蒙。满纸蝌蚪文，一道题不会做。我填了名字考号后，抓起笔就准备交卷走人，还没到门口就被监考老师叫住了，“不到半小时不能交卷”，大概老师看我可怜，又加了句“等半小时了我叫你”。那时考场里没钟表，也没有一个同学能买得起表，不知道究竟到了多长时间，坐回座位后无事可干，就选择题、完形填空胡乱填，实在没事可干了就爬在桌子上打盹。等监考老师提醒能交卷的时侯，我竟真的睡着了。我清楚地记得，英语考了三十九，比我初三时的所有成绩都要高。
是不相信自己真能考上。十四岁的我根本不会弄懂考上师范会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多大的影响，竟天真地想：考不上就去写小说。真的用白纸订了个小本子，私下里构思了几个小故事，落在本子上的只是几句不长的开头。尽管除了英语，我别的中考科目还算出色，但成绩总是忽上忽下。就在中考数学的那个早晨，啃完馒头，二十多个人坐在铺上，班长做了一道题，说可能会考出来，讲给其他同学听，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听懂了，我却死活都没弄明白。按理说我的数学虽然不算出色，但也比大多数同学相对要好一些。中考成绩出来了，数学竟然接近满分。平时基本是年级第一、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念的语文，却只得了七十六分。到学校查中考成绩时，水房里碰到了语文老师，老师撵上来就踢了我一脚，“我还想让你给我考全县第一呢，就考这么俩分”，这么俩分，别说全县第一，离倒数第一却是不远了，我羞愧得落荒而逃。那一年中考作文是续写《小桔灯》，我一定是走了题。
不过，中考总分我还是排了全县第六。全县师范生招五十一个，一比一点二参加面试，六十多个人考音体美，每门满分十五分，最后计入总分。我个子小，体育一直不好，美术也不擅长，考音乐时选唱的是当时正流行的《小草》，是因为这首歌曲调简单。“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战战兢兢地唱着。监考的女老师猛然打断了我的歌唱，“停，你再唱一遍”，我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地完整再唱一遍。唱完后，老师脸上竟然有了笑意，“你能再唱一遍吗？”。尽管很诧异，别人只唱一遍，为什么自己还得唱三遍，也只得无奈地重唱一遍。唱完后，老师凑近我问“你能把住一个调唱吗？”虽然自己没觉得走调，但监考老师都是这样说了，我也明白我唱歌是天生把不准调。既然跑了调，就一定不会有好成绩。没有了好成绩，上师范肯定也就泡汤了，于是心底里对录取己经不抱什么希望。
成绩出来了，却不是太差，累计总分我排到全县第十六。后来，那位女老师也是我师范时的音乐老师，不过我经常逃她的课。如果她还健在，现在也应该接近八十岁了吧。
就这样，我坚决不移又跌跌撞撞地被师范学校录取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当过民办教师的父亲就嘱咐母亲说，“让他学做饭，毕业了分到小村里教书，得自己做饭吃”，我学会了做饭，但到现在从没有在一人一校的地方呆过，技艺也只能展示给老婆尝。母亲拆洗了被褥，把家里最好的牛毛毡子给我做念书的床垫，我十分肯定，我师范时用的被子是我到今天为止盖过的最厚的被子。学校报到，得到离家十里地的候车点等公共汽车。等车时，父亲走进供销社，问有没有皮鞋卖。营业员说库房里有一双，拿出来一试，比我的脚大了两码。父亲央求说便宜点，营业员给便宜了五块钱，三十五块钱，垫了两双鞋垫，我穿着今生的第一双皮鞋上了师范。
念了三年师范的我，从教师到副校长再到机关干干部，从乡镇到县城现在到了市里，生活在不断变动。源头就是那年，我上了师范。
尽管我被树为弟弟妹妹们的榜样，他们却大多没有念成书，但生活的富足现在都不次于我；
尽管后来，自考时英语三次都过不了关，只好抱着辞典生吞活剥，一个本科毕业证拿了八年；
尽管后来，自学计算机弄不懂数据结构，自学经济学怎么都看不懂数学模型，想提升自己困难重重，才痛切地感觉到自己没有经过高中系统地理科训练，更没有完整的大学教育；
尽管后来在评职称晋级时，多次因为原始学历而备受打击，师范成了我履历上不能忽略的烙印。
但我不后悔，我也不能后悔，能上师范，己经是改革赋予我的最大机会，也是作为农村孩子的我的最优选择。如果不是赶上改革的时代，大中专生依然保送，估计今生我也走不进师范的大门！是师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赋予了我充实而艰辛的生活！
看过一篇网络热文《一代中专生的悲情：我很优秀，却只能生活在低层》，上十万的点击量，近两万的点赞，我也被深深地打动。那个时代的中专生师范生，确实算得上优秀，一个县上万考生，五十多个师范生指标，加上中专生指标，总数也超不过一百。我们没有拼富，也无富可拼，没进过补习班、没请过家教，甚至没有如山的习题集、魔鬼般的训练，只靠聪明，就赢得了人生的第一场胜利。放在现在，这批人既使考不上清北，至少也能上个“”、“”，在“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时代，却选择了读师范中专。我们确实也生活在低层，分配在基层，工作在底层，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向上发展。有一个同学，三十年了还坚守在“一人一校”的农村学校。但我感受到的不是悲情，而是奋斗。我的同学和师兄弟，现在都是各行各业的骨干，不管是教师、还是医生、铁路、企业、机关……，各行各业，几乎都是业务骨干。最令人兴奋的发现，是在东北师大培训时，我最佩服的两位新锐博导，竟然都毕业于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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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回到从前，让我重作一次选择，大概还是得选师范；如果能在当下，让我新作一次选择，我必然选择读高中念大学，因为环境和条件己经改变。况且，师范和中专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己经消失，我的母校早己被撤并，但它永远存留在我心灵最安谧的那一角，因为那是我新生活的起点！